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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因素外，我国刑法学者选择站边故意说还是责任说时，还有和我国犯罪论构成互相匹配的考虑。

正因如此，《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才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无需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最后，观察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立法可以发现，各国的行政处罚种类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其处罚种类多寡，行政拘留和罚款基本属于典型的处罚种类。

通过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违反秩序行为与罚款被排他地联系在一起，违反秩序行为就是被科处罚款的行为，而罚款就是对违反秩序行为科处的唯一处罚。首先，最本质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制裁性，因为行政处罚的本质就在于制裁性。在《行政处罚法》制定前，行政处罚客观归责论就已存在。(59)区分真正的行政处罚和非真正的行政处罚的标准有三。(54)参见陈军：《去惩罚性：证券市场进入的性质重厘与制度再造》，载沈岿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129页。

(25)前引②，熊樟林文，第154页。(38)因而，目前日本法上存在的行政处罚仅包括罚款、课征金、加算税等财产罚以及具有制裁性质的违法信息公开等声誉罚。尽管从制度设计上我国的国家权力不存在整体上的分立和互相制约，但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之自我运行逻辑，也意味着三个环节功能不能错位、任务不能混淆、目标还要共同实现。

机关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不是判断其在法律上成立与否的条件。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在国家机关组织法上的要求一般包括功能适当、禁止滥用、比例原则等方面，兼顾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双重目标，规制组织裁量权。其次，从监察范围来看，派驻监督的主责主业是监察，应该紧扣被监察对象行使公权力的合法性、廉洁性、公正性与工作人员的道德风纪进行监督，对人而不是对事，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的监督全覆盖，这是监察权在法律上的最基本含义，也是在宪法上区别于法律监督权最重要的地方。派驻似乎在总体上符合这一特定要求，但由于派驻机构并非具有独立法律能力的下级机关，本质上属于监察委的组成部分，代表监察委行使部分监察权，因此应该认定为属于组织法学上的假委任和可分割的委任。

围绕宪法、监察法、国家机关组织法及相关规范，运用宪法学国家层面的组织理论系统分析派驻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构造、派驻监督的监察职责、派驻监督的角色与行为界限这三个理论问题，以尝试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可分割的委任的权限也就决定了法律责任归属上也必须坚持可分割原则，这需要突破传统法人理论以赔偿责任为制度依托而确立的最终原则和不可分原则，下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一） 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的法律解释《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从事上级委托事务职权的相关监督本质上属于上级监督，应该从民主制约原则出发进行最为严格的监察。（二）派驻监督行为需遵循动态分类的工作秩序派驻监督的角色与行为界限需要根据自身和被监察对象，即驻在单位的差异进行分层、类理解，国家机关的法规范的含义也需要分层次理解，要看到各个规范之于这个体系的不同价值和等级差异，从而是一种动态分类秩序。但在本质和使命层面，派驻监督的主责主业仍然是政治监督，是通过派驻工作的灵活有效机制，在政治上发现问题，确保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心工作不打折扣地执行。

代理在法律上是一种临时性的事务管辖权转移，也不符合派驻机构的常设组织的特性。三是向特定行政区域派驻的机构。最后，从被监察对象来看，这种动态分类的工作秩序体现为，针对不同被监察对象的派驻监督活动，要遵循尊重不同类别的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规律，动态调整针对不同国家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限的基本要求。而这种文化基因与传统在当代中国宪法上所体现的、更深层次的国家机构组织逻辑是：中国的权力监督是通过国家权力的自我监督、革新与提高来实现的。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派驻机构是否属于独立的监察机关。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机关更多是在描述意义上成为一种功能主体，或成为权利义务的承受对象，就已然具备法律规范归责主体的资格，但不必然具有法人地位，判断机关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标准在于，其在成立时是否被明确赋予对某个事务享有概括的法律能力。

各派驻机构的权限可依委任机关处分乃至收回。摘   要：派驻是中国以自我监督为本质的国家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组织主体统一人格与具体监督功能的分离，是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是形式的组织/制度说。而当前，尤其应该牢牢把握：将政治监督作为派驻工作的首要职责和使命。前者的重要权能是创设后者，后者由此是一种非独立机关和第二性机关。例如，宪法设定国家审判机关，就是要通过审判机关自身的组织活动规律，实现国家意志的判断功能。首先是派出与派驻的二元形式。去集权化在国家机构组织法教义学上有不同的工具，最基本的包括授权委托委任代理等几种形式，法律后果各不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颁布，实现了党的纪检工作之法律定型，而派驻这种形式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了组织主体统一人格与具体监督功能的分离。因此，派驻机构的处置权要受到严格限制，应该以建议的形式体现为宜。

例如在调查和处置两项职责上，立法者明确指出国家监察委派驻的监察机构，可以依法调查、处置驻在机关、部门的司局级及以下干部，但是对于驻在机关、部门的中管干部，则要由国家监察委来进行调查、处置。又由于派驻机构在意志形成上不具有独立性，监察机关内部工作遵循民主集中制，集体行动和充分合议是重要要求，这是其区别于实行员额制的司法机关的地方。

第二，从国家整合的意义上说，不能仅仅孤立理解各个国家机关对国家整体秩序的体现，还必须在它们彼此配合、成就的意义关联，以及在国家整体性功能发挥中的作用方面来做体系解释。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很多属于具有自身章程、享有法人自治权的机构。

其次是监察机构与监察专员的二元形式。从组织理论上说，这就是通过组织和功能两个方面设立多点位的观察机制，以提高机构效能，减少信息搜集、决策的成本。例如，对于行使非处分性权力所产生的责任，更多是过程责任，即只对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承担独立责任。第二性机关的组织非独立性，首先表现在组织形成与人员任命来自派出它的纪检监察机关。

从宪法学上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完整、独立法律地位的间接国家机关。1962 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各部门，监察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同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照此办理。

由此，下一步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机制提出了立法要求。这种分离在理论上使得派驻监督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在自我监督的逻辑基础上得到法律上的建构：第一，派驻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构造。

目前普遍存在的融入式监督融入式治理实践，往往强调前端治理溯源式治理，这对未雨绸缪、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固然有利，但如果要深入被监察对象的具体业务，就必须满足专业性、技术性和角色中立性的要求。结语派驻监督实践中有监察机构与被监察对象的同级纪委合署办公，监察专员普遍兼任党组成员、纪委书记。

由此，无论是派驻的监察机构还是监察专员，正在组织和功能上融入被监察对象，形成了一种网状交织结构。因此必须处理好政治监督与业务的关系。《监察法》及相关解释出台后，进一步塑造了它在内部的二元法律构造。三是功能意义上的法律能力说。

第一，派驻机构不具有组织独立性。按照一般国家法学说，国家机关可以以直接根据宪法被委任或是从直接机关那里获得公法任命而成为国家机关为标准，分为直接国家机关与间接国家机关。

很多被监察对象的公职人员任免权在其内部的二级单位，例如中管高校的科级干部是由其内设的部处和二级学院任免、管理的，这就给被监察对象在机构设置上仍然保留内设纪检监察机关留下了空间。它有组织意义和功能意义上的双重含义：组织意义上讲，该条款是职权从直接国家行政向间接国家行政转移，大量的间接国家机构（例如各种自治主体）在组织上分化出更多承担国家任务的机关。

这正是创设机关通过抽象规则赋予间接机关一般性概括职能，通过这一行为，创设了间接机关的独立职能空间。二是向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委托组织派驻的机构。